中印两国体量均较大,均为发展中国家。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的人口大国,中印两国的观众基数非常庞大,在全球的电影票房排行中,两国的总票房长时间位居前十之内。自2012年起,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超越日本稳居世界第二,而印度一直在第六上下的位置。与北美4.3万多块银幕数相比,两国的影院建设远未饱和(中国银幕数3万余块,印度1万余块),两国的电影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,但当时的电影业因为其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而没有搭上改革的快车,一直沿袭计划经济的诸多机制,虽然间或也推出了不少改革措施,但从拍片到发行都没有得到显著改善,以致2001年中国电影跌倒谷底,年产量仅71部,票房更是才9亿元。2002年6月1日,中国打破地域分割成立了30条院线,但银幕不足2000块。
然而正是院线制改革让中国整合了电影市场,开始的电子售票改善了偷漏瞒报,中国电影票房开始攀升。同年的2月1日,新修改的《电影管理条例》开始实施,改变了此前只有国有电影制片机构具有出品权的局面,“凡中国境内(不含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省)地(市)级以上电影单位和电视台、电视剧制作单位,以及地(市)级以上工商部门注册的各类文化影视法人单位(不含外资独立企业)从事摄制电影业务(不含中外合作摄制电影业务),均可向国家广电总局申请领取《摄制电影许可证(单片)》。获得该证的单位享有影片的一次性出品权。”于是极大地解放了内容生产力的问题,进入电影投资的主体逐渐增加,当年便有100部的产量,此后更是大幅增长,到2012年到达峰值的745部(见表1)。而在1999年至2011年,中国的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每年还会生产100部左右的电视电影,2012年后这批作品纳入到中国故事片的管理体系中,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这也是为什么2012年故事片达到峰值的原因之一。此后,中国电影强调质量,数量有所下降。
2003年,中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开始了一系列的电影产业化改革,进一步拓展市场,理顺产业关系。这其中极为关键的改革是签订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(CEPA),香港电影可以通过和内地合拍以国产片待遇进入内地,工作人员的比例也由一比一放宽到七(香港)比三(内地),香港在内地的电影院投资也由以往不得高于50%的股权增至70%。CEPA为香港电影人在内地寻求利益打开方便之门,但因为香港电影市场比内地电影市场更早成熟,从创作到发行以及影院管理都给内地带来了经验,自此,香港电影人大量北上。CEPA实施后,内地大片基本上都得有香港明星,每年票房前十的影片有一半是香港电影人主导的影片,直到《集结号》《画皮》《风声》等影片出现后,每年票房前三才开始有完全由内地影星担纲主演的电影;到2010年,票房前三才第一次完全由内地电影人的作品占据。CEPA的实施让两地的电影力量得到整合,既扩充了市场,更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品质。而2010年内地还和台湾签订了《海峡两岸经济框架协议》(ECFA),也方便了台湾电影力量进入内地。
如果说以上改革是电影管理部门的主动出击,那么互联网力量进入电影业则是市场发展的自发结果。互联网力量介入电影虽然很早就已开始,但在2014年由于BAT(百度/Baidu、阿里/Alibaba、腾讯/Tencent)先后投资并购电影公司,使互联网力量参与中国电影业达到高潮,以致有公司老总发出“电影公司要为BAT打工”的感喟。这一年,这三家公司发起了不少电影公司的并购,大力加强在电影业布局。如今互联网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结构。从早期的资本入股电影公司,到如今成立专属独资电影公司,从网络IP、大数据到互联网营销,从网络售票、众筹到后产品推销,互联网的力量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电影业的生态,影响并助推着电影产业的发展。
中国电影高速增长了十余年,2015年成绩更是喜人,全年总票房440.69亿元人民币,增速高达48.7%,为2002年院线制改革以来年度增幅的第3位,仅次于2004年的65%和2010年的63%。这一年国产片票房占比也达历史新高,为61.58%(见表2)。许诚毅的奇幻片《捉妖记》票房斩获24.3952亿元,创下历史新高,是自1994年引进外国大片以来,国产单片票房首次超过好莱坞大片的票房纪录。排名第二的为《速度与激情7》(票房24.2655亿元),该片单天票房便有3亿多人民币。2016年又有新的历史纪录,周星驰的《美人鱼》票房已超过33.9亿元,情人节当天内地票房高达5.9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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